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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多数公司将增持计划延期归咎于“敏感期”限制。即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重大事项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节日等非交易日影响，因此增持主体的有效增持时间不足。中证报刊文：专家建议下半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短期稳增长政策需要适应新的开放和改革要求。面对下半年的风险，政策力度还需加大，其中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汇率基本稳定。报告主笔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于泽表示，在制造业投资短期内难以有效回升的情况下，需要稳定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其中可以通过供给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保障房建设来稳定房地产投资。
在医疗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公共福利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只有针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和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大多数美国民众的个人医疗福利则依赖商业医疗保险体系，也就是最终靠个人收入。这导致了仍有超过28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如今，美国医疗费用每人每年超过1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媒体随便报，大众随便信，不该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常态。当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是扫黑除恶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那么，自媒体乱象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919年《魏玛宪法》明确拒绝了“自由放任主义制度”，提出“为了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社会公益义务。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亨塞尔认为，《魏玛宪法》对所有经济活动都给予了“社会条件限制”，它虽未与占主导地位的缔约自由正面对立，却对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现行的德国《基本法》（相当于德国的《宪法》）第14条仍然规定：“财产权负有责任，对财产的使用应当同时有利于公众利益。”
就发达国家而言，罗德里克认为，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瑞典和日本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但支持这些市场的社会上层建筑却大不相同。美国是自由市场，德国采纳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北欧是福利社会，法国是以“指导性计划”和大量监管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日本则保持传统，有大量监管和贸易保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他国贸易政策无法直接干涉本国，因此后发国家通过一系列工业政策实现了经济转型，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的依赖，还有不少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4政治游说负面影响大对立法和政策进行游说在美国是合法的。在1950年代，政治游说在美国还不受重视，但战后随着资本集中以及政府对大企业管制措施不断加强，感受到压力的大企业不断加大其对立法和政策进行游说的力度。根据已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是我们的战斗》一书中披露的内容，1983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支出为4.8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已增长至33.8亿美元。沃伦表示：“企业目前每年用于游说参众两院成员的经费，已超过纳税人用以维持参众两院的经费支出。这就像是一个由权贵雇用的影子政府，由它来确保民选政府不会出格。”
